旷继勋一心为公，能坚持党性原则，与错误倾向作斗争，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因受错误打击而放松革命工作。这种坚如磐石的信念，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今天，国洲文化成都红色教育培训中心带大家了解旷继勋的这份“初心”。

正当旷继勋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在党的特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于1931年初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统治了党中央，并借批判“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排除异己，打击迫害坚持原则、抵制王明错误路线的同志。旷继勋就是他们要打击迫害的对象之一。

旷继勋认为：“立三路线”及其残余应该批判和肃清，但不能伤害好同志。因此，他在1931年4月15日于六安赤区金家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立三路线'之 残余，已将逐渐肃清，请勿虑及之。”“请勿虑及之”，里面充满了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不满和抵制。

当时的党中央在收到旷继勋的报告后，大伤脑筋，于5月31日函复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省委：“反‘立三路线'问题”，继勋两封来信中均有这样的话，“‘立三路线’之残余已逐渐肃清，请勿虑及之”；或“‘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已将次肃清，请勿虑及之”。

中央认为继勋这段话有下列严重错误：“根本不认识党内反对反党路线与反对不正确倾向的意义和实质；不认识‘立三路线'的实质。”“继勋同志信中虽然再三着重要求中央'请勿虑及之’，但中央正式答复继勋同志，中央必须时刻虑及，并且要继勋同志及全党每一个同志随时随地都要虑及。”当时中央指责继勋“在反‘立三路线'的几个月当中，还不去详细研究一次‘立三路线'及国际路线的实质问题，以致继勋同志到现在还不了解鄂豫皖苏区工作中‘立三 路线'的实质”要“继勋同志多多的找中央局同志帮助”，“以便迅速的改正这些错误。继勋同志是四军及鄂豫皖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中央对继勋同志更要加重的帮助，因此，特别指岀继勋同志这些根本观点的错误来，使继勋同志能及时纠正”。

上述情况表明，鄂豫皖根据地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旷继勋，在当时中央部署的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勇敢的抵制，而且敢于不止一次地给中央写报告进行斗争，才遭到了他们的指责和“加重的帮助”。

历史证明，错误不在旷继勋身上，王明及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错误。旷继勋坚持党性原则，同错误倾向作斗争的革命精神是正确的，难能可贵的。

统治了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为了控制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于1931年4月9日，把张国焘派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坚决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冤案，先后被捕杀害的苏区著名领导人有：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商南暴动的领导者周维炯，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原红三十三师政委姜镜堂，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十二师政委庞永俊、吴荆赤,副师长肖方，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何柏元，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团长及团级以下干部几十人。

据不完全统计，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肃反”大屠杀中杀害鄂豫皖苏区红军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到1931 年11月中旬被当作“改逆”（即改组派）而加以“肃清”的红军指战员已有1000人之多。5月12日,张国焘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会副主席。

张国焘对曾中生、旷继勋等党政军负责人百般挑剔，无理否定根据地的成就，强令执行各项“左”倾政策。曾中生、旷继勋对此十分不满。6月28日，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再次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过去的工作成绩，以“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立三路线'残余”为名，“加重地帮助”旷继勋，会后不久即撤销了他红四军军长职务, 调任红十三师师长。

旷继勋以大局为重，不计较地位高低，个人得失，仍积极指挥红十三师，配合红四军主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击退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犯，并拔除了光山西南的打银尖、大山寨等10余处反动堡垒，有力地保卫和巩固了根据地。 （未完待续）（责编：成都红色文化培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