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行动者能够共同参与和组织社区公共生活，表明他们共享同一套基层政治文化，对此，国洲文化成都党员教育培训基地深表赞同。

贝拉在《心灵的习性》一书中描绘了当代美国公共生活参与者的四种典型形象：一位从个人主义功利追求转向家庭生活经营的商业精英，一位在职业天梯上孤独求索的心理学家，一位倾力维系传统社区共同体的社区成员，以及一位致力于通过社会运动推动社会进步的运动积极分子。贝拉认为，这些看似多样的选择都处在共同历史文化线索的作用之中，即作为美国文化第一语言的个人主义传统、宗教传统与共和主义传统。可见，当代美国的结社组织和制度化政治背后隐藏着多源甚至互相矛盾的民情基础。这一分析因此将当代公共生活历史化了，复杂、多源甚至对立的文化线索定义了行动者理解和参与当下公共生活的方式。

文化既塑造行动者的意义世界，也依赖行动者的生活实践而得以展现。要展现多源的社区文化脉络，就需聚焦具体行动者，即构成了地位群体的社区积极分子。在韦伯看来，具有相似意义世界与心态特点的行动者构成了地位群体，“一般基于生活方式、正式教育、经验训练、理性教育、相应的行为方式、世袭的或职业的威望之上，并通过婚姻、交往、垄断的优先获取（或对某种获取的憎恨）及其他的地位习惯（传统）表现出来。”

地位群体不等同于社会等级或阶级团体，它构成宗教与社会生活、客观条件与社会心态之间的中介。例如，僧侣之于基督教社会，士人之于儒教社会，市民之于欧洲城市社会，这些群体构成了特定社会中主导伦理塑造文明特点的社会基础。正是通过地位群体，文化系统才落到实处。

不过，虽然对行动者意义世界的理解至关重要，但经验研究却并不会走向主观意见的零散集合，只有经由社会学分析所结晶化了的意义世界才是行动者的世界图像。世界图像中包含着行动者对利益和价值的理解，更呈现出行动者的伦理人格与精神气质。

就理解社区治理而言，生活史方法具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它有利于从被访者的生平经验来理解其当前的处境、行动、态度，进而刻画被访者在社区地方性文化中的身份和日常形象，从而获得对于行动者意义世界的理解。第二，由于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也映射出宏观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个人生活史研究实际上还具有“口述史”的特点。（作者：纪莺莺  责编：四川红色文化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