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性情倾向取决于个体的生命经历，而不仅仅受制于当下的利益权衡。即使存在利益或权利冲突，也有必要透过生活史来理解行动者对于利益或权利的理解与表达是怎样在生活经验中被结构化的。尽管志愿者具有世代差异，但年轻的爱好者和意见者未来也可能成为奉献者。在国洲文化成都党员教育培训基地看来，只要这一文化结构持续塑造行动者的心态，奉献者、爱好者和意见者就会不断产生。

行动者的社区参与是其家庭观念和国家观念的映射。社区并不构成独立自足的分析对象，而毋宁说是一个位于家庭与国家共同映照之下的分析单位。在表述上，行动者凸显出对个体边界、感情和权利的认识，但他们同样表现出对不同层次的家的感觉。奉献者的家概念可能外扩甚至完全和国家重合；爱好者的家概念也可能内缩以至主要附着于核心家庭乃至个体之上。其中的共通之处在于，行动者都会通过对家庭边界的定义来合理化其公共参与行为。

意见者并不是社区政治的对立面，而是社区政治中的重要部分，有着比“反对”更深的社会意义。他们不是社区政治中的边缘化维权者，而是社区政治文化运作逻辑的集中承载。意见者所持的深层观念结构从根本上看与奉献者、爱好者没有差别。一些基层干部和党员也可能成为社区里的意见者，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体制内的经历，才可能具有更强烈的超核心家庭的政治社会意识。

从社区积极行动者到普通居民，形成了一个差序格局。看似最外围的中立者是产生爱好者、奉献者和意见者的土壤，是文化上的“潜在状态”。正因同处一个差序格局，这四类行动者都处在同一个社区文化系统的统摄之下，是同一个文化体的不同面向。反映到生活实践的层面，在具体的社区生活之中，奉献者、爱好者、意见者、中立者实际上彼此关联、互动与濡染，既构成社区共同体的实际承担者，又可能在密切的生活互动中完成不同类型之间的转化。（摘自互联网 责编：四川红色文化培训中心）